国家发改委：教育医疗连续5年居价格投诉首位。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近日的消息说，2006年价格部门查处的5.1万件价格举报案件中，教育、交通运输、医药、房地产及物业管理、电信位居前五位，占案件总数的66%。(4月4日《中国青年报》)

　　发改委：教育收费连续五年居价格投诉第一位

　　坦白说，如果“教育收费”不是排列在“价格投诉”的首位倒是比较让人惊奇的事情了。尽管此前教育部承诺说，2007年，我国将狠抓教育乱收费治理，但如果比照一下“2001至2006年期间，教育收费有5年在各类价格举报位居第一，1年位居第二”的现实语境，尽管我们深知教育决策部门也为此大伤脑筋、甚至殚精竭虑(譬如义务教育“一费制”也曾被中央到地方一致认为肯定是解决乱收费顽疾的葵花宝典)，结果呢，几乎所有治理乱收费的“善政”都被事实归谬了，那么，我们又如何对这份承诺充满信心呢？现在，老百姓更乐于把“教育乱收费”列为“不治之症”，从制度设计到制度补丁、从严禁到严打，教育收费之乱简直已成“东方不败”。

　　我们何以在与“教育乱收费”的对决中屡屡败走麦城呢？问题的关键怕还在于我们对“乱收费”的病因拿捏不准。数据显示，1965年以来的40年的风云变幻，世界绝大多数国家的教育投入增长速度都快于经济增长速度，公共教育经费占GDP的比重逐年迈进，“目前世界平均水平约为7%左右，其中发达国家达到了9%左右，经济欠发达的国家也达到了4.1%”，而直到2005年，我国全国教育支出仅3951.59亿元，仅占GDP的2.16%。尽管财政部教科文司负责人表示，“把教育乱收费的首要原因归为教育投入不足的说法是不符合事实的”，但是我们的确也该看到：被拖欠的教师薪资、“国家请客地方埋单式”的教育财政、社会分配失衡在教育领域的放大、教育资源配置的不公与不对等，都事实地加大了收费朝向“乱”字头上发展的风险。“穷”，固然不是“抢”的理由；但“穷”到心理失衡、制度失衡，就非常危险。

　　另一个被忽略的原因就是“教育资源配置的人为失衡”。在公共财政体制下，政府开办的是公立学校，事实上只能提供基本办学条件，但是目前国家对公办学校办学条件虽有最低限制，但无上限要求，于是一些“长袖善舞”的学校就熟练运用潜规则、自由裁量公共资源，超豪华配置设备、超规模规划发展远景、超计划动用基本资金，支出无节制，自然乱收无止尽。加上教育成本暧昧不清，对乱收费的整饬雷声大雨点小，违法成本永远小于违法收益，执法效率堪忧下的制度刚性已经成了“纸老虎”——关于这点，只要看看被央视等国内外媒体曝光、被教育部高调指责的各地“校中校”的长生不死就让人无限遐想了。

　　在教育和谐的宏大命题里，“乱收费”就是横亘在孩子们平等教育权面前的无法预知、悖逆正义的一道道高成本门槛。“天下第一”的“乱收费”，惊心动魄的“乱收费”，可是，有几个“乱收的”被究责、被严处的呢？更关键的一个问题是：历史上轰轰烈烈的“乱收”的那些帐单，最后都到哪儿去了呢？